最后一棵树
最后一棵树即将倒下的时候，我正要横穿康沃伊大街。我已经老了，没有什么值得特为赶去告诉他的事情，可以放心地任由他就这么倒下。倒下就全都好了。大街上迎面走来两个啤酒和一串刺耳的笛声，但我见得够多了，不必再抬头张望。
我还记得最后一棵树诞生的时候。那是在漆黑的热带，盘根错节的水泥台上。我向水泥提出了一个疑问，但没人记得问题是什么了，也没人知道答案。唯一留下的印象是漆黑，像两个用望远镜互相观察的人，其中一个被切掉三分之一的脐带，另一个就会变成漆黑。
我决定开始迈步。横穿大街的第一步是伸出左脚，第二步是种一棵树，并顺着树藤爬到云彩的上面去。我爬到树枝分叉的地方，开始提出新的疑问。分叉的一端挂着果子，另一端被之前来过的某人折断，呈现出随机而不规整的断层。水泥是构筑树干的主要材料，由筑基工人们在炎热的地下塑成颗粒状，再靠搬运工人和翻译们向上输送。树杈的顶部站满了泥瓦匠，用热风枪把颗粒状的水泥吹成浆糊，再拿着瓦刀层层涂抹，树就这么长成了。
最后一棵树也是这么长大的。我见过他年轻时的样子，细弱，湿滑，风一吹就会晃动。我听树杈上的泥瓦匠们说，那时候最害怕的事情是睡觉，因为睡觉时只能把瓦刀放在一旁的地上，地面太滑，瓦刀就顺着树干的纤维跌落下去。醒来的工人发现瓦刀不见了，就必须告诉刚刚登顶的翻译，祈求申请一把新的瓦刀。翻译们会把这一申请向下层层传递，由地面上的树木测量员批准通过，再由搬运工人们将新的瓦刀向上层层输送，最终到达粗心的泥瓦匠手中。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，没办法开工的泥瓦匠领不到任何工钱，也因此买不到食物。许多泥瓦匠就这样饿死在了树杈上。
我年轻的时候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，因为我知道那时死了很多泥瓦匠，却从没听到任何其他的故事讲起他们死去的原因。后来我知道了很多事情，比如从来都没有树木测量员这份工作，因而申请瓦刀这件事也就无从谈起。相比于水泥，瓦刀的重量根本不值一提，所以树杈的顶端常常囤积了十倍于工人数目的瓦刀，掉下去了换一把便是。大多数的泥瓦匠们死于不慎跌落，仅此而已，但人们往往愿意相信一个复杂的故事，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为了让人们相信，历代的泥瓦匠们口耳相传，终于编造出了一个看起来足够复杂的故事，骗过了年轻时的我。他们甚至忘了把故事里面的跌落这个词改掉，就匆忙地讲给旁人听。但那时的我从没见过瓦刀，以为那是一种长着两条腿的生物，所以跌落树杈这件事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。
现在的我已经见过瓦刀了，还见过树上的果子，被折断的树枝，以及脐带和望远镜。我学会了用一种新的方式看待康沃伊大街，站在树上，向西望去，看见的却是东边。东边只有一些小事，诸如酱油，茶碗，洗衣服的木棒，和每晚升起的炊烟。只有和树木成长相关的事情才是大事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，没有多于事物本身的东西。
高度大概已经足够了。在这个高度看下去，啤酒只剩下了泡沫，水泥台子只剩下了几何，中年男人只剩下了头顶。我想我马上就要横穿康沃伊大街了，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，我要集中精力，记下每一个细节。八点钟，树根周围再次变得一片漆黑，我掏出从地面带上来的锤子，开始一下一下地敲击树干。每敲一次，树干就发出空洞的回声，像是被剪断了三分之一的脐带。东边的人们开始朝大树的方向跪拜祷告，虽然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。我挥动锤子的时候开始想起年轻时的事情，那一年的水泥工厂，所有弯腰劳作的筑基工人们突然同时起身，看向一个方向，他们看到的究竟是什么。一个僧侣从康沃伊大街走过，雨水在他身后化成了橙色的汁液。狗鼻子的湿润触感。漆黑的热带里，我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仿佛就躺在昨天的树枝上，挂在那里的果子却不见了踪影。
在数不清多少次的敲击声之后，最后一棵树倒下了。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享受任何即将倒下的福利。我站在康沃伊大街的另一边，向东望去，看见的全是西边。世界上再也没有小事了，剩下的只有大事。
我即将做完最后一件大事，测量树干的长度，是否恰好等于康沃伊大街的宽度。除了这件事，我再没有什么事情要说给最后一棵树听。